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

首先，这是因为，社科法学强调的事实，与作为法律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事实，二者虽然用的是同一个概念，但彼此的含义，却有实质性的区别。裁判过程的本质是合理地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的车辆及其特殊用途。法律社会学与社科法学的一个重要差异，就是社科法学通过对个案纠纷中事实性因素之间因果关系的解释和强调，最大限度地超越甚至取消了法律规范在个体社会行动和社会秩序形成中的重要性。通过将动机与情绪的比较，格尔兹指出，与情绪由于情境而被赋予意义不同，动机是由于目的而被赋予意义。此种争论确实不是理论层面的争论，而是适用层面的争论。这只能确认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事实的身份，但却并没有提供充分的方法，来描述和说明法律规范特征的内涵与性质。

同时，这个问题也是英美世界许多从事法律社会学研究的更年轻一代人热烈讨论的问题。作为一种行动指引，规范的事实有效性往往被理解成被遵守，即杜绝偏离行动的发生。在五四宪法之后，对自治法规的事先审查制度基本延续下来。

从立法成本的角度，事先审查制度由于其成本较高，因而亟须留给紧要关键的合法性控制领域。显然，立法者并未采纳该建议，仍然延续了宽松审查基准，即仅限于审查其合法性。第三，设定自治法规事先审查制度，是有效维护少数民族地位和权益的必要方式。在非正式程序中，经由全程参与、广泛咨询和统一审议，提升了法规的合法性、民主性和科学性，使得审查深入至适当性、协调性和技术性层面。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设区的市的立法能力逐步提升、立法经验逐步丰富，特别是事后的备案审查机制逐步完善，设区的市法规的事先审查制度的存在必要性也会逐步降低，并最终导向取消该项制度。批准机关对报请批准的自治法规和设区的市法规的审议工作，主要由民族委员会（各地的具体名称略有差异）和法制委员会承担。

据此，这种保护目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而五四宪法将自治法规的批准权集中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使得事先审查制度更加集中和统一。③变通事项：自治法规有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行使有限变通的权力，变通的空间与事项类型直接相关——对于政治经济事项的变通，采取相对审慎的态度。第二，设定自治法规事先审查制度，旨在加持、强化自治法规的权威性。

摘要：确定某类法规纳入事先审查范围，需要考虑其必要性、可行性和分权原则，发挥实际审查效果，同时兼顾立法成本和立法效率。1954年5月，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重点讨论了《宪法草案（初稿）》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党中央、中央国家机关和自治区对该自治条例草案基本认同以后，才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正式提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③国务院各部委参与草案的意见征询。

事实上，早在五四宪法起草过程中就有意见提出，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否也直接送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值得考虑，八二宪法对该制度的调整，也可视为对这种意见的回应。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作出变通规定的，与各有关方面协调情况和征求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意见的情况。

在立法实践中，专委会的审议并不限于书面审议，也可以进行实证调研。对于文化、风俗和习惯事项的变通，则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即五四宪法总纲所规定的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法规事先审查形成了非正式程序中的严格指导与正式程序中的宽松审查相结合的制度安排。盖因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问题很难通过多数决民主的方式解决。②批准程序：自治法规须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1979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自治法规虽然具有较大的立法形成空间，但是仍不可触及中央专属立法事项（法律保留事项）。具体而言，限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事先审查程序 就自治区的自治条例而言，在自治区起草自治条例的过程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一般都派人参与自治区自治条例起草的某些重要阶段的工作。进一步来说，这种非正式的程序，形成了事先的事先的前置批准：①在起草过程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全程指导起草工作。

而正式的批准程序就很大程度上被虚化了，成为最后的法定确认步骤。为解决以单行条例替代地方性法规的问题，省级人大常委会应加强对自治州和自治县的立法规划的指导。

相关立法规划交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备案。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力范围是有限的，宪法已然明确了重要的自治权事项。

比如，1958年法国宪法建构了对组织法和议会两院内部规程的强制性事先审查，议会通过的组织法在公布以前和议会两院的内部规程在实施以前，均必须提交宪法委员会以宣告其是否符合宪法。批准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级人大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全程介入，从立法计划的编制到草案的起草、再到报请批准，审查机关与制定机关紧密沟通，使得立法权和审查权高度协同配合。除了正式的报请批准程序，自治区单行条例在报批前也要经过非正式程序：①单行条例的制定首先要列入自治区人大或自治区政府的立法规划中，即进行立项。早在195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后，其就草拟了自治条例的草案，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派出工作组指导起草工作，并于1958年通过了条例草案，然而该草案最终未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第三，审查是否符合立法程序。如果在自治法规中对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变通的，还应征求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意见。

现行宪法吸纳了该项规定，并明确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省级地方性法规，这被视为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报请批准的与民族特点完全无涉的自治法规，应建议不予立项或最终不予批准。

由此可见，彼时省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立法权并不完整，其只有提出地方性法规草案的权力（即起草权），但是审议和通过的权力则由省级人大常委会行使。具体而言，其可归纳为以下四个特点。

申言之，由于自治法规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获得了效力位阶的提升，以中央政府的权威来保障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的权益，从而达到了李维汉在五四宪法起草过程中提出的别的地方不好改变他们的自治权的制度目标。从自治条例变通立法的角度来看，1987年和1991年两次报请国务院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条例中凡是变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文件规定的，都没有获得同意。经过前期烦琐精巧的非正式程序，法规草案的适当性、协调性和技术性等问题已得到妥当调适。二、法规事先审查的基准 （一）自治法规的审查基准 由于改革开放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未有批准自治区自治法规的实践，因此下文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自治州和自治县的自治法规的相关实践为例，概述自治法规事先审查制度中的合法性审查基准。

比如《四川省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批程序规定》就把是否确有变通、补充的必要作为重点审查内容。较之于法规生效后的备案审查制度，事先审查体现了审查机关对制定机关更强的控制力、更多的不信任甚或是有错推定。

事先审查制度反对让少数民族关起门来搞自治，而是将自治法规嵌入国家整体法制之中，赋予自治机关通过自治法规对法律、行政法规进行有限变通的权力，从而在维护政治经济原则的前提下，保护少数民族特点和风俗习惯。究其原因，由于涉及自治区与中央的事权及经济权尚未划清，且在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经济权益方面，要求中央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导致多个部委并不同意该草案的部分条款。

同时，也不应该将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截然对立，即便是法规通过事先审查后已经生效或实施，也不排除在事后再行纠正新发现的问题。少数民族在人数上处于少数，其重要利益无法通过多数决民主制度得以调适，只能由宪法和法律进行必要纠偏。